病友团体疗法---感性角度谈抑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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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还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对得不到朋友、家人和完善健康保险的人特别有用。比如说，你不想让老板或未来的老板知道你有抑郁症，该如何讲明又不必说谎？我接触过的互助团体参加者，他们提供的协助大多不错，但很不幸，建议却极糟糕。如果扭伤了脚踝，其他脚踝也扭伤了的人可以给你不错的指点，但若你有精神障碍，其他精神障碍者的建议最好别听。我从书上得到许多知识，发现从病友那里听来的忠告十分拙劣，没有事实根据。克里斯汀绝对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未接受药物治疗，愈来愈癫狂，我猜他会在本书出版之前进入自毁阶段；别人不应该太早，建议娜塔夏停用克忧果；克劳蒂亚所经历的电气痉挛疗法，大概并不适当，后来又服了太多药物，成了行尸走肉；杰姆接受过电气痉挛疗法后，或许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但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疗法作用的程度；克劳蒂亚一定会讲些让他不安的经验。

 　　有一次聊到要如何向朋友解释，史蒂文，一位长期的互助团体病友，问大家：“你们外面还有朋友吗？”只有一个人和我答有。史蒂文说：“我尝试交些新朋友，但不知道要怎么认识，我孤单太久。我服用百忧解，在那一年里还有效，后来又没用了。我觉得那时我很努力，但是失败了。”他好奇地看着我。他沉郁、善良又聪明——就像那晚一个病友说的，他真是可爱的人——但如今已不在人世。“除了在这里之外，你怎么面对别人？”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补了一句“你面对别人时，跟他们聊什么？”

和所有疾病一样，人人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但在我所认识的抑郁症者中，法兰克·鲁沙可夫是最不像会得这种病症的人，他二十九岁，讲话温柔礼貌，天性善良，长相端正，除了严重得吓人的抑郁之外，各方面都很正常。“你想探进我脑袋吗？”他曾写道：“欢迎。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其实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前一年，法兰克·鲁沙可夫的抑郁症第一次发作时，他正在看电影。后来的七年中，他入院三次。

 　　他第一次的体验十分突然：“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向一棵树撞去。我觉得好像有重物压在脚上，有人扯我的手臂。我觉得自己回不了家，因为路上的树太多了，没办法闪开，所以只好转头向医院开去。”接下来的几年，他试遍了书上所有的药物疗法，一点用都没有。“在医院里，我真的曾试着要掐死自己。”最后他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病情有改善，但造成短暂的癫狂，他回忆当时：“我产生幻觉，攻击其他病人，必须暂时进入静闭室。”其后五年，只要抑郁一发作，法兰克就接受强力的电气痉挛疗法（只施行一次，而不是连续多次施行），大约每六周一次。另外，他还服用锂盐、威博隽（抗郁剂）、劳拉西泮（三环类抗郁剂）、Cytomel（甲状腺激素）和Synthroid（甲状腺及副甲状腺激素）。“电气痉挛疗法有用，但我不喜欢。这种疗法很安全，医生推荐采用，不过头要接上一种电极，很恐怖。我讨厌记忆丧失的问题，还有头痛。我老是担心他们会出差错，或是我把一切都忘记了。我每天写日记，好让自己记得发生过的事情，否则，什么都想不起来。”

 　　曾撰写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华伦斯坦说：“人们依然把这种手术和精神控制联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禁用电气痉挛疗法，如今在神经外科仍属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华伦斯坦说：“治疗对象中，约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还会有一些反应；约三成的人有明显改善。这种方法只用在患有长期严重而且无法以药物和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精神病症上，这类病人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法应付，是严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只是做一些轻微的手术，有时可能要重复做两、三次，但我们比较喜欢采用欧洲的作法，立刻动大手术。我们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对记忆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响。”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法兰克刚做完扣带回切除术。手术过程是，冰冻局部的头皮，医生在头骨前方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一根电极棒伸进脑中，切除约八乘十八厘米的组织面积。手术过程中以镇静剂作局部麻醉，使用立体定位。这种手术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做，最顶尖的是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为法兰克动手术的是瑞丝·柯兹葛弗——美国精神外科的顶尖人物。

 　　法兰克的手术治疗结合服用金菩萨（抗精神药物），结果很成功。接下来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没有再入院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信告诉我病情的进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礼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写道，“我办不到，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不稳定的情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写作研究所课程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决定入学。当时他有位女朋友，与她有过快乐的时光。“我很惊讶，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难关中奋斗，但同时能得到友情与爱情，我真的很高兴。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